关键词: 判决的可预测性。

这些救助的范围包括教育、住房、食品、饮水、医疗、衣被、临时住所、日常生活用具、心理抚慰。它不仅禁止——自明的——国家对发育中的生命的直接侵犯，而且要求国家采取立场保护和促进生命，也就是说，重要的，它必须保护它（生命）抵制他人的非法侵犯。

与自由权体系相比，社会权利的他助性质与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这对于那些需要救济与保障的人群而言无疑是远水不解近渴，难以令人满意。它是一种新型的宪法关系，由此导致企业、事业、社会团体、家庭等社会单位对公民负有宪法上的义务，表明宪法以明示方式肯定社会权的第三者效力。如此，法院可在解释中向立法或行政机关发布一个包含确切或者大致期限的指令，如果二机关在法院指令的期限内没有履行此义务，该指令还可赋予相对人再次提起诉讼的法律上的机会。最后，社会权的第三者效力实乃关涉社会权的权利品格，社会权司法上的第三者效力，及社会权国家保护义务的司法救济可能问题。宪法对社会基本权的规定体现在宪法第42条至50条的规定中。

[2]全球性企业也需要承担人权责任。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残疾人提供捐助和服务。[11] 参见孙笑侠、钟瑞庆：《先发地区的先行法治化———以浙江省法治发展实践为例》，《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24] 先行法治化所确立的是一种时序化的法治发展模式，类似先富带动后富的基本逻辑。另外，《立法法》第8条专门规定了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有立法权，即对涉及国家主权事项、国家机关、政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公民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制度以及基本经济制度等内容的立法，其立法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拓宽依法参政议政渠道，鼓励有条件的市、县政协设立新社会组织界别。建立省、市两级社会组织扶持发展孵育基地，制订扶持发展专项计划。

颇有新意的是，对于当前最为凌乱的规范性文件的管理，湖南省率先确定了规范性文件的自动失效制度，即确定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的，自动失效。也可以说，地方法治试验的首要任务是培育现代社会，使之从一个暴力的、非理性的、个体复仇式的社会走向一个文明的、理性的、诉诸公权力救济的普遍性现代社会。

党的机关的公文（俗称党的红头文件）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其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则并未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备案审查制度。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后，地方从加强法制建设到依法治省（自治区、直辖市），再到当前所谓的法治湖南、法治广东、法治浙江等，试图探索一条有别于自上而下建构模式的从地方着手进行法治试验的道路。治理包括治和理两个方面，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使命已经发生了从法律制定到法律实施的战略转型。

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法治湖南建设实际上是以限制权力（行政程序法治化）和提升能力（政府服务法治化）为突破口，即在缩小行政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行政权力能力。推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法治湖南从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有效监督等方面形成了地方法治试验体系。在相应的备案审查制度建立之前，我国地方上的红头文件仍然存在不少乱象。

执业律师有20487名，其中专职律师19246名，兼职律师1241名。有学者认为，地方法治有可能将整体的法治行政区域化，产生一些潜在的危害，如误造法治的单元体、破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导致法治观念错位、走向法治的地方割据、消解法治的宪法基础等。

而如何有效地提升法律职业阶层的创造力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力，现今各地的法治试验并未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探索成果。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和复议机关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中发现党内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的，应当由其党组向该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党委报告，由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党委作出处理。

（三）弥补中央治理能力的欠缺：地方法治试验的限度界定 地方治理的能，应当从中央治理的不能开始，即中央治理能力存在欠缺的地方才是地方治理能力发挥作用的场所。[22]2000年2月，浙江省召开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决定》，从加强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司法改革、基层民主、法制教育等方面全面推进浙江省的法治建设步伐。2005年以后，浙江省温岭市逐步形成了新河模式和泽国模式。[27] 方益权、项一丛：《从温州模式到温州法治模式———温州模式与区域法治文明论纲》，《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2期。[33] 参见胡鞍钢等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全省共有公职律师753名，公司律师102名，法律援助律师500名。

第二，大力培育社会自治组织。例如，2001年四川省彭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室曾联合下发红头文件推销地方矿泉水，称为支持彭州企业，发展彭州经济，今后各单位的公务用水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首选响水洞矿泉水。

而法制则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因此用地方法制代替地方法治更为妥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规范范围可以基本判定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属范围。

适度的地方分权对国家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用苏力教授的话说，分权不仅可以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有收益。例如，要求重大的行政决策必须按照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决定这5大必经程序进行。

[9] 转引自丁补之、陈伊玮：《习仲勋：杀出一条血路》，《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8日。因此，在立法分权的问题上，地方除了执行性立法之外，必然有创制性立法，从而实现立法上的先行先试。近年来兴起的地方法治试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

体现在法律与社会之间，要求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摘要】法治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

培育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由中央政府来监督地方政府的效果远远不如由社会监督所带来的效果。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

这也是设定地方法治试验限度的重要标准。但是，地方法治试验应当更加注重治理的地方性和基层特性，既要从治的角度又要从理的角度展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通过法律进行治理的地方规律，即只有从公民出发，以满足公民需求和提升公民意识为指针，才可能恢复或重建基层治权。

有人当时就认为：那些以各种理由拒绝实质性的基层民主的所谓政治神话，已经在番禺沙涌民主选举的模式面前破产了。而对于地方立法而言，在国家尚未就其他事项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以及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3] 参见葛洪义：《法治国家与地方法制》，《法学》2009年第12期。此前，推动行政程序的全国性立法是我国行政法制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

地方法制化的活动空间是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领域，而司法领域则是地方法制化的禁域。基于此，有关国家建设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这一复杂问题实际上可能存在简单的回答，即如果能够归纳出中央治理能力存在先天欠缺的具体领域，那么就可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划界互补。

早在2008年，广东省《关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加强我省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围绕依法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促进土地流转、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加强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从精神层面看，法治是一种文明的国家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权利、权力、义务、职责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体系。

政府的纯粹技术性工作需要分工明确的专业化官员才可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泽国模式是指通过随机抽样产生民意代表参与政府预算项目编制的协商机制。